總括言之,日軍對牡丹社之征討,尚稱順利,但由於清、日兩國之間的議和過久,外加受瘴氣傳染病死者日眾,又從日本內地繼續補充糧食、兵員,因此直至日本撤兵為止,運送船前後增至五艘,兵員補充共4500餘名。

    據統計,日軍死於戰役者僅12名,而死於罹病者則有550餘名。事實上,島上的瘟疫才是日寇征台軍最大的剋星,尤到九月末情勢已到不可收拾的局面,日軍幾乎無一人能倖免,甚至連隨軍醫護人員同樣難以倖免。

    令人婉惜的是,清政府居然未把握良機,對日侵台行為採取強硬措施,而是在瑯嶠(恆春)地方發表領土主權宣示罷了,清廷毫無前往番地展現保護領土主權完整的決心與勇氣。這部份恰好驗證前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的評論,「清國對於台灣番地沒有好感,外加懦弱與怠惰的行政能力,以致於無法執行其對台灣番地的所有權」。

    「牡丹社事件」後,清軍雖也渡海集結在枋寮一帶,形成兩軍對峙局面,卻未交戰,直至10月31日雙方在北京交涉完畢,簽署專約,清廷賠償50萬兩交換日本撤兵,日本在國際輿論壓力下,至12月下旬始行撤兵。有人說,若當時清廷向日本宣戰,〈馬關條約〉可能提前20年簽訂,換句話說,台灣被割讓後恐永歸日本,再無回歸祖國的一天。但,果真如此?

    事件後,欽差大臣沈葆楨上奏朝廷分析台灣位於國際航道重要樞紐的重要性,清廷對台灣的態度始轉積極,制定開山撫番、移民實邊政策,清廷治理台灣最後20年,恆春城、高雄旗津的旗后炮台、台南的億載金城陸續興建。其中億載金城是沈葆楨請來的法國設計師所設計,鵝鸞鼻燈塔亦是應英美要求為減少船難而興建。

    漫步龜山中,遙想「牡丹社事件」後,檢視龜山被日軍視為重要軍事據點,建造了縱橫交錯的軍事坑道,直達山頂,惟年代久遠且多已荒廢,碉堡失修致殘破不堪,步入較長坑道陰暗漆黑,若非識途者領路,獨行背包客恐不敢隻身涉險。

    柯老師指出,民40年代,此地曾為國軍與美軍聯合演習場所,目前已無駐軍,部份坑道雖荒廢失修,但從龜山步道沿路看到散佈的各種軍事設施,有機槍掩體、砲陣地、觀測台、交通壕等,不難想像龜山在地形地勢上的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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