〈會昌滅佛〉即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（840年-846年），推行一系列的「毀(滅)佛」政策。
以會昌五年（845年）頒布的敕令為高峰，翌年武宗駕崩，宣宗即位重新尊佛，滅佛就此結束。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國受到嚴重打擊，史稱「武宗滅佛」。因唐武宗年號「會昌」，故佛教徒又稱之為「會昌法難」。
文摘：會昌五年三月，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，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、財產之數。四月，下敕滅佛，規定西京長安只能保留4座寺廟，每寺留僧10人，東京洛陽留2寺，其餘節度使的首府共34州留1寺，刺史所在州府不得留寺。其他寺廟全部摧毀，僧尼皆令還俗，所有廢寺銅鑄的佛像、鐘磬全部銷熔以鑄銅錢，鐵鑄的器具交州府銷熔，鑄為農具。到當年八月，「天下所拆寺4600餘所，還俗僧尼26萬500人，收充兩稅戶；拆招提、蘭若4萬餘所，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，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。」
前文筆記「會昌4年(844年)秋，杜牧調任池州。次年秋天詩人張祜從丹陽來訪。同年秋，唐武宗下詔滅佛，杜牧支持這項政策，監督摧毀池州寺院的工作。」當時非常詫異，杜牧為何無中唐詩人韓愈「諫迎佛骨」的勇氣，還贊同滅佛？不得不找些史料了解之！
或許從杜牧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」這首《江南春》可以看出，詩寫的正是當時的金陵。南朝佞佛，為建寺廟勞民傷財，僧尼又多侵占田產，逃避稅賦，並且與其他各種邪教組織混雜一起，難以辨識，給國家與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。唐武宗滅佛其道理相同，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，打擊了寺院經濟，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。
在他所作《杭州新造南亭子記》一文，詳細記載了會昌滅佛之事。文中對富商、官僚「偽內而華外」，一面「納以大稗斛，以小出之，欺奪村間想民」、「幵庫取公錢，緣意恣為」，另一面卻「心自知其罪，皆捐己奉佛以求救」的行為，大加痛斥；對佛教「買福賣罪，如持左契，交手相付」的行為也極為不滿。
那麼來看看杜牧如何執行武宗的敕令。會昌五年七月，池州發生罕見的旱災、饑荒，因糧食儲備不足，災荒嚴重，餓莩遍野，官府卻又無能為力。老百姓只好求菩薩保佑，神明卻未能顯靈。為了社會穩定，身為池州刺史的杜牧親赴重災區木瓜山，觸景生情，一氣寫下《祭木瓜神文》，為老百姓祈雨：
維會昌六年，歲次景寅，某月某日，某官敬告於木瓜山之神。惟神聰明格天，能降雲雨，郡有災旱，必能救之，前後刺史，祈無不應。去歲七月，苗將萎死，禱神之際，甘雨隨至，槁然凶歲，化為豐年。仰神之靈，感神之德，願新祠宇，以崇祭祀。今易卑庳，變為華敞，正位南面，廟貌嚴整。風雷雲雨，師伯必備，侍衛旗戟，羅列森然。惟神系雲在襟，貯雨在缶，視人如子，渴即與之。不容凶邪，不降疾疫。千萬年間，使池之人，敬仰不怠。伏惟尚饗！
以祭祀求神的虔誠態度，這說明池州刺史杜牧有意庇護。《江南通志》載：「木瓜山，在池州青陽木瓜鋪，杜牧求雨處，今尚有廟。」於是有人認為，他雖擁護唐武宗滅佛的舉措，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，卻採取了一個「山下限制、山上保留」的折中做法。
而最幸運的是，九華山佛教寺廟未在「會昌法難」中毀滅。據史料記載，會昌滅佛期間，只波及到九華山周邊的十餘座寺廟被毀，而山上寺廟完好無損，香火不絕。杜牧對於唐武宗推行的滅佛舉措是支持的，但是，在他內心深處，對九華山佛寺還是非常熱愛的，他還是懷有崇佛感情的。
心得
後世有人說，唐武宗滅佛，是一場挽救中華文明的運動。而杜牧是一個有著赤子之心，關心國家與人民的詩人和政治家，他的作品和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後學感言：佛祖不語，而人心自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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